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今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指出：“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改革举措，将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有充足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作用。”我们的充足信心来自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近年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导下，我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完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促进多目标动态平衡。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持续向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

“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不断完善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完善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丰富了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提升了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统筹短期应对与中长期发展，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十四五”之初，面对世纪疫情等突发事件，我国保持战略定力，没有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而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轻重缓急，在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与节奏的基础上优化跨周期政策设计，将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在合理区间。“十四五”中后期，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阵痛等问题，我国推出一系列宏观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多措并举为地方和企业发展减负担、增动能，为市场提供合理充裕流动性，增强风险化解能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为增强经济韧性与可靠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十四五”时期，阻碍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既有疫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也有周期性结构性问题。面对疫情冲击，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做好应急处突的同时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我国顺应形势变化，着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同时，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总的来看，宏观政策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加速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更加重视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和系统落实，通过政策一致性评估提升治理效能。我国经济治理目标具有多重性，既包括平抑短期经济波动也包括中长期优化经济结构，不仅要关注总量均衡更要推进结构升级与质效向好。这对政策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丰富政策工具的同时也要强化协同创新。我国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一致性评估，建立政策文件评估机制，重点对政策文件是否符合中央精神、是否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性抑制性影响、是否会对社会预期产生不利影响等进行评估。这既能避免“分解谬误”，防止将整体任务简单分解，也能避免“合成谬误”，防止不同政策相互掣肘，有利于促进政策形成组合效应，增强宏观经济治理整体效能。

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探索形成有效的预期管理方式。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指把政策对社会预期的影响作为确定政策出台时机、方式与力度的重要考虑因素。发达经济体大都把引导和管理社会预期作为提升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等相关领域。与之相比，我国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实践中的覆盖面更广。比如，2018年，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边际变化，党中央提出“六稳”的要求，其中就包括稳预期；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等等。总的来看，我国预期管理的范围不仅包括货币政策，也包括财税、产业、区域等多方面政策，在引导社会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从而提高政策效率、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治理加力提效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加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正处在结构优化调整关键期、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宏观政策靠前发力，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面对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稳定向好基础尚不牢固等形势，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避免前紧后松，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出要靠前发力有效落实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要及早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等。

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不利影响增多的情况，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宏观调控，延续回升向好态势，GDP同比增长5.0%。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刻分析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明确提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等。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宏观政策与重大改革举措形成“组合拳”。比如，出台《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对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作出部署，指引各类经营主体向“新”而行。

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加力增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抓住重点、主动作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等。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

四季度以来，随着存量政策持续显效、增量政策有效落实，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持续增多。10月份，市场销售、服务业、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业生产指数、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4.8%、6.3%、4.6%，比9月份加快1.6个、1.2个、3.9个百分点；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景气区间上行，扩张步伐有所加快，充分体现了政策组合效应的不断释放。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明显增强，既有宏观总量政策，又有针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结构政策，还有助企帮扶的微观政策；既有释放流动性等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也有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升市场内在稳定性的改革举措。比如，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通过降准降息释放流动性；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通过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良性循环机制，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推进公募基金改革，提振资本市场信心；等等。各领域政策目标一致、各有侧重、衔接匹配、互为支撑。系统落实好存量政策和已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巩固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势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

以自身最大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

当前，我国发展仍面临重要战略机遇，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推动我国经济在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必须增强风险意识与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应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作出战略部署，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为我们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既有利于短期稳增长，又能够在中长期激发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动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要更好兼顾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等，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增强政策合力。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关键在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引导各地找准自身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同时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加快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顺畅流动。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加顺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作出战略部署，这有利于缩短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贯彻落实这一要求，既要推动传统产业“稳得住”，带动上下游产业巩固回稳增效势头，并全面推动产品提档升级，以更高附加值、更高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又要推动新产业“立得住”，加快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培育更多经济增长点。同时，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强化绿色生产力快速成长势头，提升经济增长的含金量。

强化风险意识，兜牢安全底线。当前，全球流动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深入分析外部环境的影响，提前做好预研预判，才能更好防范化解风险。为此，要集中力量支持做好一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并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同时健全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和安全保障能力，切实增强产业韧性与抗冲击能力。

弥合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间的“温差”。在经济运行中，宏观数据来自对经济整体的综合分析，微观感受来自每一个经营主体、每个居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直观体验。一般来看，任何市场经济体都存在一定“温差”。经济规模大、经营主体多元，不同主体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感受难免存在差异。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注重与市场沟通、回应企业关切，可以帮助社会公众更好理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举措；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估，以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为重要标尺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能够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增强实体经济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激发企业发展潜力；等等。这些宏观政策有利于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弥合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间的“温差”。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